文化研究有着多重话语，它也有着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一整套的结构（formation）；自身也经历过种种不同的危机和契机。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工作。我想强调！它始终是一套不稳定的结构。它只是一种带引号（“”）的“中心化”。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 　　引言 　　最近，我漫步走进我所居住的英格兰布赖顿城（brighton）一家新开的名叫保德斯（borders）的多层书店和咖啡店，询问销售助理，我在哪儿可以找到社会学方面的书。“社会学？”，她答道，显然被我所问的老旧主题给搞晕了，“是属于文化研究那一类吧？”我分明感觉到了她语调中几乎未被觉察的后现代反讽的迹象：“社会学……属于文化研究。” 　　她的看法促使我去反思英国国内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当代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略显激烈的关系。它提醒我，文化研究与它的同源同类学科相比，看起来已经取得了一种支配的，我很想称之霸权的地位。甚至将文化研究自身看作一门拥有自己的方法论、自己的阐释方式、提问方式、边界和历史的分立的学科，也常常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尽管这种看法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即，文化研究可能恰恰被误认成一项有明显跨学科特征的事业，与其说这项事业靠的是那些有限定的、专门化的知识生产所形成的学术观念，不如说它更多依靠的是从事政治批判的各种形式。 　　在英国，学习文化研究和相关学科-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电影研究、运动和休闲研究-的学生与上“正统（straight）”社会学课的学生一样多。现在确实出现了好多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的联合课程，这似乎是一些社会学系为了维持与一大群更热衷于学习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吉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而不是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学生之间的关联而做出的反应。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化研究与明显带有沉闷和不合时宜色彩的社会学同伴相比，已经成为很酷、很性感的学科。因此，需要对当代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提出一些批评性的反思。 　　乔治·西美尔（georg simmel）曾经指出，对于“被无法尽数的、对他（原文如此）来说既不是没有意义、归根结底又毫无意义的文化因素所包围”的现代主体来说，形成总体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大量的文化因素让他沮丧，因为他一点也不能消受它们，又不能简单地拒绝它们，因为它们毕竟潜伏于他的文化发展领域内部”（1968：44）。站在任何一个大书店的文化研究展区之前，我们非常容易认同西美尔所说的那种被淹没的感觉。归在“文化研究”这一范畴名下生产出了那么多的著作，以至于很难突显当代的各种趋势，很难指明在词汇制造的海浪中究竟哪些是真正有新意和有趣味的东西。 　　在这里我不想描画英国文化研究的整个轮廓，或者可以说我只突出那些需要陈述的问题。我更愿意探讨那些需要做更充分思考的核心问题，而不想停留在迄今为至对它们的思考上――文化研究必须给当代社会分析提供什么东西。我尤其要探究的是那些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所做的分阶段的单线阐释，这些阐释首先将文化研究史看成一段分离的学术史，并引发了对于目前大学体制化的关注。结合对于文化研究的官方历史的质疑，我要去探讨的是对文化研究之内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显现缺乏批判性反省这一问题。最后我将考察当代文化研究的几个实例，探寻文化研究是否已经像某些人倾向于认为的那样，或者像那位销售助理以含蓄暗示的方式表达的那样，取代了社会学。 　　从霍加特到霍尔…… 　　目前，在英国明显存在着某种追溯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