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特性与外交行为

大的力量和信心。约瑟夫·奈把文化的这种作用表述得更为透彻。他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断言，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的同化能力。他把这种力量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同化性力量是一种能力。同化力的获得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他认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美国大众文化、高等教育和外交政策中经常体现的民主、个人自由、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公开性等价值观，都在多方面加强了美国的力量。”他还引用德国记者约瑟夫·乔菲的话说：“美国文化，无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散射，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只是更具有新奇性。罗马和苏联的文化影响仅限于他们的军事疆界。而美国的软实力遍及一个太阳永远不落的帝国。”他还认为，美国的文化广为世界所接受，在世界事务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比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大。蕴含在产品和交往中的美国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感召力，美国文化的种族开放性和美国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政治感召力，使其具有了国际影响力。

（三）为外交行为提供规范。“信任”作为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就是外交行为的一种规范。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强调了社会信任的意义。他认为，国家的福利及其竞争力受到普遍的文化特性的制约，这是一种社会信任在起作用的表现。国家的社会信任度的高低差异，必然影响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合作程度。福山在《大断裂：人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称这种信任为社会资本。“它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例示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他们得以彼此合作”。“能够产生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实质上包括一些美德，如讲真话，履行义务，互惠互利等等”。“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与韦伯谈到的清教徒的价值观相重叠。”“信任的作用像一种润滑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率。”他认为，美国具有高度的社会信任和自发性社交的强烈倾向，这会导致产生一种巨大的、复杂的、涉及全球的组织，即多国合作。因此，美国文化通过它为外交行为提供这种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对国际社会的信任程度、国际合作机构的性质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把文化的主要特性注入外交行为中。傲慢与霸道就是美国外交行为中表达的美国文化的典型特性之一。美国经常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宣扬他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极力把自己的文明变成其它国家效法的榜样，使之成为全世界的普遍文明。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的比较优势必然能动地对异质文化的挑战作出回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里，美国的文化扩张势头更盛，这就必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抗争，即使在同一文化范畴的西方国家之间，由于他们的文化差异也必然引发矛盾和冲突。西方文明同源异流，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但在不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待不同的问题也往往出现歧见。它们在处理国际关系的不同问题时，也因不同对象、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和不同利益驱动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因此，美国与西方其他国家也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是，在探折美国文化对其国际关系的作用时，既不能把美国文化的作用看得过分强大，也不能把文化差异引发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无限夸大，更不是塞缪尔·亨廷顿所断言的“文明冲突将支配全球的政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