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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近代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 贝罚?999年7、8月号，第12页。）
国内外学者讨论商人与政治的问题，多喜欢从商人组织入手。这固然有其研究的方便，亦能带来许多的启发，但是问题可能也不少。此种“集团分析”，有时会因取证的难度而容易将一些个人的行为当成是集体的行为；即使作者确实是使用了“集体证据”，但可能会忽视团体可能受个人或者派别的操纵。论者可能因过分重视个别团体如商会，而忽视其它商人团体，或者更多商人个体的表现。尤其是在处理商人与政治关系的主题时，此种问题对观点的影响尤其大。本研究中的“商人”，将尽量从个体出发，同时注意在具体的政治事件中组织与个人态度的差别。
所谓政治，在本研究中主要指近世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革命、民族主义运动、战争。笔者主要讨论的是这三种政治力对商人造成的冲击及商人的反应。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密切，商业发展与政治变革既息息相关，商人之事业更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同时政治变迁亦加剧了商人阶层的复杂化，近世政治党派甚至渗透进商人社团而影响商人的活动。
以前的学者讨论中国的商人与政治，多以上海为中心，或认为上海具有代表性。（注：李达嘉：《商人与政治》，第285页；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121页。）但是在近世中国，上海却是一个最为独特的城市，其政治化、商业化及国际化程度均是其它都市不能相比的。处此环境中的上海商人又如何能作为中国商人的代表？论者以上海为讨论中心，笔者认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史料的原因，研究上海，史料容易搜集；另一个原因则是理论框架的影响，由于上海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城市，各种形态的商人均可找到。更因为此地的商人受“政治场”的影响往往较大，（注：讨论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必须考虑到“政治场”的影响。“场”的概念是借自物理学，按照《辞海》的定义，主要指“分布在空间区域内的物理量或数学函数”，亦指“空间区域本身，不一定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1440页。笔者用“政治场”，指一定区域内的政治活动的强度。包括政治人物数量、政治言论及宣传的多寡、政治事件发生的频率、民众政治意识的强弱等等。而在上海，由于集中了大量的政治人物、政治性的宣传媒体、政治事件发生频率也高，所以“政治场”大。在强大“政治场”中，人们往往会受到场力的影响而使行为言论均呈现一种“政治化”的表象。但这种“政治化”未必反映人们自身的真实意识，往往是在外在的“场”的压力下一些被动的表现。）而且容易观察到，采用不同理论框架的研究者或许均可以找到其所需的例子，所以上海便成为学者们论述的焦点。但是如果我们将视线投向上海以外，便就会发现上海可能并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注：joseph fewsmith,party, 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pp.12～13.）
由“上海中心论”出发，一些学者可能会在潜意识中将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对立起来观察，（注：关于“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的使用，可参见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31页；［美］柯文(paul a.cohen)：《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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