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定型的中国文明模式，无论是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均体现为一个大写的\'德\'字，或者说是以民本主义为主旨的。这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灵魂，也是中国人的价值支柱。"（见启良《中国文明史》）儒学经典著作对理想社会有着种种动人的描述，大同之世，以德治国，修齐治平，仁义思想，为人民勾画出一个由完美无缺的圣人统治，等级井然有序而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历代的儒学大师们纷纷对这种完美社会的实现进行探索。在中国文明模式中，"仁"与"礼"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修齐治平"的思想要求统治者通过"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由品格高尚的统治者实现圣人统治。然而，历史摆在我们面前：以道德制约权力纯属一种空想，要求统治者通过内省，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从而自觉运用可以随心所欲的权力为人民造福，就如羊羔要求恶狼改变肉食习惯一样。事实上，权力本身无论如何是靠不住的，把幸福的希望交付给集权的机构或个人，就像把自由交付给魔鬼。权力只有得到分化、相互制衡才有可能合理行使。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人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士"在中国古代社会做为学术文化的传承者，同时也是独立于皇权与人民的一股力量，他们自以为负担着"君之师"的角色，一方面不断地从儒家典著中寻章摘句要求统治者内敛自修施行仁政，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以儒家经典为蓝本为人民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义务信条。三纲五常与三从四德一步步强化成为箝制人们思想的牢不可破的铁枷，对权力加以道德约束这一愿望在实践中的破灭与对人民加以礼教的禁锢在权力参与下的实现，使中国人的思想自由空间越来越窄。也就是说，流氓政治即谁兵力强大谁就做"天子"的现象的兴起使圣人治国的理想彻底破灭，而流氓权力者却可以利用儒家思想中"礼"制与中庸方法论等理论，要求人民做安分守纪的顺民。

    儒家思想在专制权力的参与下的实施与推广，使老百姓的意识中，也同样渴望一个"仁"政的君主，渴望德治主义的实现。在这里儒家思想得以大众化，世俗化，与中国一般民众的思想形成了一致。最要命的是这种思想一致使中国人对专制主义由衷地认同，对专制主义政权也由衷地认可，因而每一个农民领袖取得胜利夺得政权之后，起义的种种美丽动听的诺言便顷刻成为泡影，他们迫不及待地"登大宝"，心满意足地享受着极权在手的随心所欲的生活。同时儒生也便以"汤武革命"的思想传统大力证明新朝换旧代是如何应天顺人，证明其道德性，合理性与合法性，史官更是以名造实，把政治流氓的历史学写得神乎其神，即便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不也把刘邦之母与大蛟交媾而生刘邦的传说煞有其事地写进正史吗？其目的不外乎证明宝座上的皇帝是皇权天授。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者以神自居，要求报德的心理与民众奴性心理的延续便是自然而然的。明朝灭亡以后，李自成在京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开科取士，考试题目便为《天下归仁焉》、《天与之人归之》、《若大旱之望云霓》等一类的东西，其意在于把自己打扮成救苦救难的大圣人。儒家思想中应天顺人的仁君，要求民众绝对从自己的统治。

    在民众方面，民众的专制主义意识成为专制主义体制得以代代相因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集体"，没有"个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思想中，人纯粹是作为"君""臣""父""子"的角色而存在，而独没有"我"！衍至后来的礼教，更充斥着"三从四德"的义务信条。人们从来就不曾以社会主体的角色，以主人的意识看待个人同国家、社会的关系。不论是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还是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