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但是，那些人似乎并不这么想。《历史决定论的阴影》中竟然写出了这样的话：“文革的‘历史问题’、‘流毒’是任何一个人都逃不掉的，‘文革余孽’余秋雨逃不掉，没有当过红卫兵但喊过口号的我肯定逃不掉，包括1973年出生的余杰，你以为你可以逃掉么？但所幸的是，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人有权再因为自以为‘比你较神圣’，就可以强迫你交代‘历史问题’。”他是在恐吓余杰？是的，这是恐吓。

    然而，这并不能吓倒我们。因为我们愿意承认自己也是有罪的，我们愿意为此而忏悔、反省。我们都是有罪的，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忏悔？我们并不是因为感到自己“比你较为神圣”，而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有罪的。退一万步讲，即使因为余杰生在1973年，或者因为我生在1968年，而且竟然名字就叫“红兵”，我们是有罪的，甚而，我们假设自己是犯了死罪的囚犯，那么也请你不要剥夺我们指认其他囚犯的权力，如果，我们忏悔也请不要剥夺我们要求别人忏悔的权力。我们的理由是“不要以我之需要忏悔来证明你之可以不忏悔”。

    牧师帮助别人忏悔，是因为他知道原谅有过错甚至有罪的人，余杰要求余秋雨忏悔也是因为他将原谅余秋雨，事实上，余杰一定也深深地知道，历史已经用实际行动原谅了余秋雨。但是，我要说，如果原谅别人是一种美德，那么请在要求于别人于这种美德的同时，也允许别人要求你于一种起码的道德――忏悔。历史已经展现了她宽宏大度的美德，也请你回报于她真诚的道德。对那些人，我想说：“我已经原谅了你，也请你原谅我要求你忏悔的罪过。”

    二、

    我理解那些拒绝忏悔，为余秋雨辩护的人的恐惧，他们中有些经历了文革，充当了旁观者甚至批斗者的人，他们害怕因为文革中的历史问题而遭到一如当时的人们对待有历史问题的人所进行的那种批斗。我要他们完全不必为此而恐惧，肉体上折磨、政治上批死、人格上压垮的文革式批斗不会再有了，请他们不要用自己当初对待“有历史问题的人”的那套做法来推断余杰的做法，余杰所要求于他们的是且仅仅是精神上的自我忏悔而已，仅仅如此就够了，这是余杰的逻辑，他们与其为此而感到恐惧余杰，不如为自己内心深处的魔鬼而恐惧自己，是什么在妨碍着他们忏悔、恐惧忏悔？是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魔鬼。

    其实哈维尔、曼德拉、甘地这些人不是天生就没有恐惧的，昆德拉式的恐惧，余秋雨式的恐惧也不是天生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与恐惧做斗争，征服恐惧，而不是被恐惧征服。汉字当中关于恐惧的词汇特别多，惧、怕、惊、恐、怖、怵、怯等等，中国人的恐惧感似乎特别发达。中国人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基于什么心理呢？是对忧惧的认可，还是对忧惧的抵抗呢？汉族人似乎更倾向于认可恐惧。

    其实任何具体的人对于具体事物的畏惧都是不可怕的，这又有什么呢？一个女人，她害怕小狗，她见到了狗就晕厥过去，这难道是可怕的吗？我有一个写小说的朋友，她一见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就会口吐白沫，这难道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吗？真正可怕的是那种无形的，你说不清楚的东西，它不是对具体事物的恐惧，而是对抽象之物的恐怖？没有来由，没有理由的恐怖，它散发在你的周围，它是一种高压之下的传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