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形势改观了。当中国的文人们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中国已经看得很透了，他写道：“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如果说马克思讲的“旧中国”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预见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时也理解为旧中国的传统和黄色文明的迅速解体，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古老的交往体制面临危机的，首先是一些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文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新闻学的观念，撰写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着手创办国人自己的现代报纸，以尝试自强御侮的新方法。图强意识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唤起了新闻学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还必须依赖于天朝心态这根思想支柱。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尽管可以用许多赞美的词汇描述西方新闻事业的发达和交往的开放，但却都把这些视为“仿于中国之邸抄”（汪康年），“抑亦乡校之遗意也”（王韬），“窃取我中国作誓作诰之遗意，以为传檄露布之先声也”（陈衍）。“西学原本中国考”之类的文字，在早期国人所写的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中，几乎篇篇要加以重复。传统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在新闻学启蒙中显然居支配地位；为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的一系列“国事”服务，始终是新闻学启蒙的主旋律。在这一总体环境中，即使感到需要发出“危言”，也得以承认“同治中兴”为前提。郑观应的著名论文《日报》（上、下两篇），便是这样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早期鼓吹新闻学启蒙的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着眼点。在其“新民说”的新观念下，他摒弃了泰西报纸中国源的旧论（虽然有些含糊），而认为现代报纸与中国的古代采风和邸报性质不同，并为启蒙中的中国新闻学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新内容，设计了一套通过现代报纸改造国民素质的方案。从新闻学的“东化”到梁启超喊出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梁启超只是一位中国新闻学史上的过渡人物。在他那里，新闻学始终不是“学”，而是“术”；现代报纸和通讯社，只是服务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种现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证报刊史资料时，可以心平气和地讲出邸报与现代报刊的性质差别，而一轮到他宣传自己的报纸作用时，便又把断烂朝报搬出来打动人心：“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姑无置论。......”（４）即使摆脱了天朝心态，这时的政治依然要求新闻学服务于它的一时需要。梁启超在回忆往事时这样作了结论：“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