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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从1997年起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开始大幅度飙升，199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8700多起，1995年发生1.1万多起，1997年则上升到1.5万多起，1999年剧增3.2万多起，而2000年1月至9月就突破了3万起。[16]
值得注意的是，同群众与群众之间的群体性械斗事件相比，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在行动的起因与指向上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前者是发生在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利益争夺与冲突，后者则是发生在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前者是农村社区内部或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利益争夺，后者则是农村社区对国家权力及其（或）代表的抗争。因此，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民间性冲突”，那么，后者则是一种“政治性冲突”。
2.农村信访案件的阶段性变化
农村利益冲突与矛盾的焦点变化，不仅表现在群体性事件的转换上，还表现在信访情况的变化上。
河北省邯郸县、广东省从化县和封开县、江西省奉新县、以及天津市丘县、静海、宝坻、武清和宝河等九个县多年来的信访统计资料（详见表1）表明，尽管各县提供数据的起止时间不一，但各县来信来访的高峰时段却较为接近。自1970年代以来，信访的第一个高潮一般发生在1973年前后，第二个高潮在1979年前后，第三个高潮在1984年前后，第四个高潮开始出现在1994年前后。
根据对各个时期信访分类统计的分析，“每个时期群众来信来访反映较集中的问题，从而形成的主流动向，都基本上有一个规律，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密切的联系。”[17]如在广东从化县，1973年春，贯彻中共中央（1972）45号文件，开展落实人的政策后，申诉类信访明显增多。当年申诉类信访占信访总数的33%，与此问题有关的组织、劳资类信访占总数的23%，两类合计超过信访总数的半数。1978年冬，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的方针，全面落实人的政策。1979年全县申诉类信访占信访总数的42.8%，组织、劳资类信访占27.5%，两类合计超过信访总数的70%.1985年，随着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全面落实，农民由于对果树承包政策不了解，对已入社的果树权属争议问题大辐上升。[18]天津市的情况也是如此：从7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初，信访量最大的是各类申诉案。80年代中、后期，信访量最大的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19]换言之，前两次高潮以反映历史问题为主，后两次高潮则以反映现实问题为主。
不过，在80年代中、后期与1994年前后出现的信访高潮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前者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落实过程中的问题（如权属纠纷等）为主，后者则以干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主。如在河北省邯郸县，“从1991年开始的第四次信访高潮几乎全部是现实矛盾。而且持续时间很长，至今已有8年，呈逐年增长态势，尚未见到回落的兆头。”据调查，“无论是越级上访还是县（市）受理的信访中，干群矛盾都是十分突出的。1998年邯郸县所受理的信访中，关于乡村干部经济问题的占30%，关于土地纠纷的占25%，关于社会治安的占17%，关于增加农民负担和涉及计划生育的占16%，关于企业职工工资福利问题的占12%.”[20]在江西省，1997年全省群众来信来访中，属于山林、土地和水利权属纠纷的只有72件，而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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